在新中国的开国将领中，有不少人被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，有些人更是连续数届当选。这不仅是一种荣誉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曾经担任北京军区政委和成都军区政委的陈先瑞，两度当选为中央委员，但在十一届时却只成为候补委员，三中全会的名单上又被剔除，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。这其中缘由究竟是什么呢？陈先瑞出身红25军，他当班长时，刘震、韩先楚都是他的班里战士。陈先瑞早年在红四方面军主力担任基层军事干部，经历过最艰苦的革命岁月。1932年，主力红军突围鄂豫皖后，他因伤暂时脱离队伍，但很快重返鄂豫皖，加入留守的地方武装。随着红军伤员与地方武装的重组，红25军再度形成，陈先瑞与老部下们重聚一班。在土地革命时期，他的贡献尤为突出。1934年，部队离开鄂豫皖、挺进鄂豫陕时，他被留在陕南开辟根据地，带领几十人的队伍经过一年多的发展，扩编至两千余人。这一成绩相当惊人，当时的刘震和韩先楚在这一阶段还未显露如此才干。然而，抗战爆发后，陈先瑞的部队以陕南子弟为主，被编入留守兵团，驻守陕甘宁边区，而刘震、韩先楚则被派往前线作战主力，其发展路径自然有所不同。刘、韩战功赫赫，而陈先瑞长期驻守后方，直到抗战后期才被派往河南开辟豫西根据地。解放战争期间，刘、韩奔赴东北，而陈先瑞留守中原，参加中原突围等作战，由于部队敌众我寡及其他原因，突围后，他才调任西北民主联军38军副军长、陕南军区副司令等职。虽然这些岗位并非敌人主战场，且任务艰巨性不及前线，但他在地方部队的经验同样不可小觑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陈先瑞与刘震、韩先楚一同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成为同学。授衔时，他被授予正军级中将，而刘震、韩先楚则是副兵团上将。当时，刘震在空军任副司令，韩先楚担任副总长后升任福州军区司令。陈先瑞因病休养三年后，被调任北京军区副政委。进入六十年代的特殊时期，北京军区司令和政委受到冲击而暂停工作，他与郑维山共同负责军区事务，后被任命为军区政委。1969年，在九大上，他被选为中央委员。这一选举主要有几个原因：其一，上届委员只剩下约40人，为合法召开会议，需要增补10位候补委员为委员，同时补充其他候补委员；其二，担任大军区、军兵种、总部主要负责人或副职且有突出贡献的人，有资格成为委员或候补委员。陈先瑞作为大军区政委，符合这些条件。然而，当时北京军区处境特殊，多次被扣上“华北山头主义”的帽子——1968年一次，1970年一次。他坦言，虽然仍在岗位上，但工作受责难影响甚大，开展十分不易。1970年庐山会议后，他的境遇更加艰难：郑维山被指为窝主，他则被冠以副窝主的名号。1973年，按惯例没有受到冲击的干部在十大上继续当选委员或候补委员，陈先瑞因此第二次成为委员。直至1977年，随着特殊时期结束，他在十一大当选为候补委员，实现了连续三届担任委员或候补委员的记录。1978年，他从成都军区政委调任兰州军区顾问。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13位委员和12位候补委员不得参加会议，理由是他们在十次、十一次路线问题上存在错误或其他问题。这一决定给包括陈先瑞在内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。他回忆：“虽然没有被点名，但心理上极具压迫感，几天夜不能寐。对于任何人来说，这都是难以承受的打击，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仿佛在一瞬间被否定。”他反复梳理自己的经历，坚信自己清白，并请求上级进行审查，给出明确结论。 在工作中，犯错误在所难免，这是人之常情。陈先瑞的所谓“错误”，更多属于执行过程中的问题，是跟随执行文件而非另起炉灶。经过组织复查，虽然没有下发书面结论，但在随后的几次会议中，他仍然参与其中。至于为何许多人最终成为中顾委顾问而自己没有，他坦言：“1980年我已离休，不在一线，也不在二线，上级表示离休的已不参与中顾委委员评定。”关于他历史问题的评价，上级给予了口头肯定，虽然未形成书面文件，但对于他的境遇而言，算是平稳落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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